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固然由于社会变迁与观念演进，德治未必可以获得如同古代的中心位置，但其作为中国整体法律秩序的有机构成，其原理和逻辑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仍有探讨及制度化落实的必要性及空间。

所以，现代法治不仅是一种法制完备的状态，也不仅是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同时也是一种包含了对作为法的统治前提的法律及其运行之品质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自反性现代化由此展开：现代化进程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问题。

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而风险社会下的法治建设需要重新宣示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特性，并对现代法治的自身构造与运作机理进行更具风险时代价值倾向性的彰显。从立法策略和技术上看，法律必须针对风险的发生与防治及时作出反应，立足于风险控制的规律要求实现立法的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在分清轻重缓急的同时注重立法的全面性、融贯性和系统性。没有司法的终局性作为后盾，纠纷解决的渠道越多反而越会导致纠纷的不能解决。（一）基本理念的再度厘定 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以现代法治的德性法制建设为要旨，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尤为如此。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就需要改变法律对传统确定性、稳定性和合法性的观念，建立一种对公共安全或主体权利具有灵活性和裁量性的保护机制。

首先，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获得了至高的权威性地位，尤其是法律要约束权力，一切权力都要被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整个社会形成了法律的统治。在这种体制中，法律是根据预先确定的制度制定的并且是普遍的和公开的。和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不同，我更建议共同自由。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践中曾经犯过错误，经历过复辟，这也是新生事物发展几乎都要经历的，因为保守势力在新生事物发展之初相对更加强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人类发展方向进行否定。再者，人民共同自由是共产党道德契约要实现的价值。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我研究过合同法多年，2003年就写过一篇论文《婚姻作为关系契约》。

首先，党的道德契约是指通过章程表达的意识形态认同吸收个体自愿加入，将全体党员凝聚成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既具有契约的现实基础，又具有理想追求。之后的文明大体发展如下： 首先是农业文明的巨大的进步在于定居、种植、养殖，使得粮食比原来从事畜牧业、采集业的多得多，人类才有一部分时间解放出来干别的事，一部分人就能够从劳动中脱离出来，有国王、贵族、诗人、学者、科学家、技工等等，形成等级合作模式（儒家的伦理模式和汉谟拉比法典都把人划分了几个等级）。

社会主义契约论由党的道德契约、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契约和人民共同自由三部分构成。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需要走上宪治和法治的道路，也就是党导立宪制和人民民主法治。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新中国政权的理论基础，如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写的《国家与革命》，基本奠定苏俄政权的基础。毛泽东当年所讲的人民民主专政究竟是什么意思？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少数反动者实行专政。

我据此提出了实效主义。毛泽东的创新，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换为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比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性要强。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对中间阶层压制得太过了，比如文化大革命，这是违反人性的，但只要是社会主义政权，就必须节制资本家和权贵，否则就会被颠覆成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中党与人民的关系是关系契约，关系契约是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契约。

在封建社会，经济利益是按照政治地位来划分的。相较于霍布斯、洛克，卢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性雏形。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民主的，但我们的民主和美国宣扬的民主有很大的区别。美国通过给中国扣专制独裁的帽子来打压我们，专制独裁意味着愚昧、落后、极权等等不符合人类发展方向。

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共同自由。至今为止，社会主义是没有国家理论的，我经过近两年思考提出的社会主义契约论试图为社会主义提供国家理论。共同自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正是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在革命时期和刚刚取得政权但还不稳固时，不适合采取民主方式和法治方式对待反动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但现在我们很多人害怕讲社会主义，甚至于有很多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是邪恶的。第三种是最强者领导底层老百姓，节制资本家和权贵，是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为民主君主制。

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契约论随着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而复兴。工商文明是科技革命之后，交通、生产飞速发展，资源被充分利用起来，人的智力明显提升，平等、民主意识觉醒，资产阶级领导人民推翻不劳动的贵族阶级。

20世纪《正义论》在政治哲学里面是独统天下的，这说明世人对同意的向往。社会主义契约论 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柯华庆教授于2021年6月26日下午两点，在北京亦庄上海沙龙举行党规与社会主义法治论坛第二讲，报告题目为：社会主义契约论。

关系契约要求契约前有义务、契约中诚信和契约后有责任，而非简单的自由契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完事。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共同自由的基础，共同自由会比共同富裕更包容和广泛。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提出社会主义契约论，唯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更有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三、为什么人民民主法治优越于自由民主法治？ 《人类简史》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虚构故事（也就是理想的价值与制度），故事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故事让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和人类进化的动力。封建社会是非民主社会，按照我的分类，称之为贵族君主制。

西方党争民主是自由契约，自由契约最大问题是四年一换，像这样的政府就不解决长远问题。霍布斯通过提出人类之中某些人的缺陷会使得自然状态下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主张个体达成协议，让渡权力给国家，为君主制提供了一个同意的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意识形态建构，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包装成全民的，而且输出到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人民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契约论。

休谟、边沁的功利主义，与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有相似之处。但问题是建立政权之后，这种关系要继续下去，就需要契约

正是在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法治新纪元。(四)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人类法治文明成果进行了择善性借鉴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深耕于中华法治文明的土壤，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在思维中鉴古知今，在实践中继往开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新的历史阶段，要善于与西方法学开展平等对话和交流，打造融通中西的法学概念、命题和论语，在对话和互鉴中升华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海纳百川的学术气派和在学术竞争中的优势。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危机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此，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密切相结合的光明正道。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

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